钱 承 国

南海诸岛主权争议从来就不是一个历史问题，而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石油成为现代工业的命脉之后，南海周边各国为了攫取巨大的石油利益，才开始争夺而产生的新问题。随着海南建省后陆续开展的西沙群岛考古调查，特别是2007年3月15日至5月8日，对华光礁水下Ⅰ号沉船遗址和北礁沉船遗址，开展了抢救性发掘和水下考古调查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岛礁主权归属争议中的这种尴尬局面应该会得到根本的改变。本文试从华光礁出水文物和南海诸岛主权归属关系的角度，阐述华光礁水下考古对南海诸岛主权归属的重要意义。

一、从出水文物的众多数量和上千年的时间跨度上来看，我国的先民早就 将这些岛礁当作生产生活的平台，历史悠久，文物遗存众多，充分证明了南海诸岛的中国主权属性。华光礁打捞出水文物近万件，陶、瓷器占绝大部分，陶瓷产地主要为福建和江西景德镇，陶瓷产品按照釉色分类主要有青白釉、青釉、褐釉和黑釉几种，器型主要为碗、盘、碟、盒、壶、盏、瓶、罐、瓮等（《南海网》、《海南日报》2007年5月8日）。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历史上对世界贸易影响最大的就是陶瓷和丝绸。如果我国始于西汉的陆上贸易是以丝绸为主的话，那么繁盛于宋朝的海上贸易则是以陶瓷为主要商品，以至于后来的西方人以陶瓷的意译（China）来称呼中国，可见陶瓷在世界上的影响之大。中国古代海上贸易最大宗的就是陶瓷制品，所以人们在华光礁出水文物中看到最多、最精美的文物就是各种陶瓷，器形的绝大部分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的碗、壶、盏、瓶、罐、瓮等，说明这些陶瓷用品是出口到南洋、西洋（现在的东南亚、西亚以及东非）的某个国家的货物，也说明了中国先民在那个时代在海外以陶瓷为大宗商品的贸易量之大，因为我们从船载货物的种类中就可以看出，这些物品中看不到仅供少数有钱人或权贵们使用的高档工艺品，它的绝大部分都是人们日常生活须臾不离的东西，如碗、壶、盏、瓶等，那家不买，谁家不用？普通老百姓都要购买使用，可见贸易量之大，贸易活动之频繁。

根据考古专家的分析，华光礁出水的陶瓷“标本窑口丰富，特征鲜明，著名的有龙泉窑、景德镇窑、德化窑、漳州窑，此外还有潮州窑、西村窑、奇石窑、闽清窑、南安窑、磁灶窑、漳浦窑、安溪窑、华安窑等闽广地区窑场的产品。其地区分布主要在福建和江西景德镇”（《南海网》、《海南日报》2007年5月8日）。运送这批瓷器的船经专家考证确认为北宋晚期的，而且在同一海域发现的多处水下遗存表明，其时间跨度长达千年，北宋晚期至清代晚期均有发现，以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元代、明代中期、明代晚期、清代中晚期几个阶段的遗存尤为集中。

众多的出水文物、漫长的时间跨度、清楚的货物来源，说明当时居于“海上丝绸之路”要冲的南海诸岛，早已成为中国先民打渔贸易、走向海外的桥头堡，这些文物遗存已给南海诸岛打上了深深的“中国印”，是中国人最早到达和最先开发南海诸岛的见证，也为我国航海史等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更是中国主权属性的原始铁证。

二、出水文物充分证明了我国先民最早发现和利用了该岛礁，成为该岛礁最早、而且是唯一的主人。根据国际法有关谁发现谁拥有的原则，我国对这些岛睢的主权是无可争议的。从目前已出水的众多文物来看，中国人最早发现、利用这些岛礁是毋用置疑的，也就是说，根据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南海诸岛的主权从目前出水的文物遗存来看，至少在北宋时期就属于中国了。中国对南海诸岛和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早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和签订的时间以千年计。在我国历代以来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进行事实管辖和有效利用的铁证面前，任何国家对南海诸岛提出的主权要求是十分荒谬和无理的，根本不值得一驳。

更何况，如果依据文献资料，中国对南海诸岛及水域的管辖，可以上溯到秦始皇时期。秦并六国之后，于公元前214年派五十万大军平定南奥地区，统一岭南后置桂林郡、象郡和南海郡进行管辖。自此之后，南海广大地区正式归入秦王朝的版图。（郝思德著《南海文物》，海南出版社/南海出版社2008年版。）

有一个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就是包括华光礁在内的南海历次水下考古发掘中，打捞出水的文物几乎清一色的都是来自中国内地以陶瓷为代表的器物，而鲜见有从南洋或者是从西亚各国运进来的文物遗存的出现。这一现象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由于文明的高度发展，在商品贸易上古代中国开始就处于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古代商人们必然会走出去，因为有利可图。加上中国造船技术先进，能够制出跨海越洋的坚固船只。所以南海诸岛首先成为中国古代商人和渔民生产生活和休养生息之地；二是古代南海周边和西亚各国由于生产力和文化的落后，再加上航海技术的限制，生产生活只有局限于本土了，跨洋过海经南海诸岛来中国来进行贸易，自然非其所长了。因为，没有足够的可与中国相贸易的产品，既是具备了一定的航海技术，从经济效益上来讲，不可能空着船出去，去遥远的地方进行载回无法确定的财富。

由此可见，南海诸岛在有人类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长河里，一直是由中国人独自开发使用的，是我国先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之一，它的历史已经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融合在一起而无法分割，任何想把南海诸岛从中国剥离出去的图谋注定要失败的。

水下摄影

三、出水文物和史料记载，互相印证了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事实。 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我们不但有出水文物可以佐证，更有中国历代的史料记载提供充分完备的旁证。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南海诸岛的管辖权有明确的划分，《史记》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4年派五十万大军平定岭南，设置桂林郡、象郡和南海郡。自此之后，南海广大地区便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

汉武帝元封元年，在统一南越国的基础上设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其中的珠崖、儋耳位于今天海南省的琼山和儋州市，这是海南岛正式划归中原王朝的开始。自此之后，从东汉到三国时期，有关南海及南海诸岛见之于文献记载的俞来俞多，如称南海为“涨海”，东汉人杨孚著《异物志》中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三国东吴的万震在所著《南州异物志》中有如下描述“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这里的“涨海”便是今天的南海，“崎头”指岛屿，即今天的南海诸岛。唐宋以来，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繁荣，海上活动的经常化，人们加深了对南海和南海诸岛的认识，这一时期相继出现了“长沙”“石塘”“千里长沙”“万里长沙”等不同称谓，是我国先民在南海地区从事经常性生产生活的生动写照。

唐宋以降，元祚太短不屑细说，明朝时期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比西方大航海家哥伦布早了约87年、比麦哲伦早了100年。不用说几万人的船队，经过南海诸岛的盛大场面。这是官方的，至于民间的，最值得一提的是，有渔民航海指南之称的“更路簿”。世代相传、世代修订、用于航海的“更路簿”，是我国渔民在南海及南海水域从事渔业生产的航海经验总结，说穿了就是南海诸岛上的航海指南。（郝思德著《南海文物》，海南出版社/南海出版社2008年版。）

清朝时期，中国人在南海上的活动更加频繁，如分布于东南亚的几百万侨民，绝大多数都是经过南海诸岛这片海域进出的。

纵上所述，可以看到中国先民历代以来，早已把南海诸岛地区做为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而且经过漫长岁月经验积累，产生了象“更路簿”这样记载南海水文航路情况详细资料的民间典籍，说明了南海及南海诸岛与中国人民关系之密切。

水下测绘
 

四、加强水下考古力量，加快水下考古进展，全面掌握和了解南海诸岛的地上和水下的文物遗存，是我国对固有领土有效行使主权的具体体现。我国国家文物保护法规定，凡地面和水下的文物所有权属于国家。那么，在我们有权进行文物考古的地方，不管是水上还是水下，所发现的文物理所当然地归中国所有。同样，在我们进行文物发掘的地方自然表明了中国的主权属性。因此，我们要以文物考古调查为契机，把南海水域所有的文物遗存弄个一清二楚，并加快实施步伐，拿出铁的证据和事实，让南海周边国家无话可说。

具体来讲，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住国家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发展的契机，加快南海水下文物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步伐，争取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华光礁上万件文物出水，大大增强了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的话语权。那么可以相信，在南海的其它水域类似华光礁这样的文物遗存、或者比它规模更大、文物遗存更多的水下遗址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发掘。目前是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强劲有力的时期，国家的财力也相当雄厚，科技实力同样相当强大。以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强大的科技实力为倚托，尽快组织力量对南海水下的文物遗存，进行调查摸底，抢救发掘，对其位置、现状、数量等情况绘制出一幅完整的分布图。我们不但具备上述条件，而且还有前期南海水下考古调查的大量经验材料和积累，更重要是我们有一支专业技术好、业务水平高的水下考古人才队伍，以及多年的实践及理论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作必然有事半功倍之效，这是其它国家难以比拟的。二是促请国家加强南海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开发，在开发之前，利用开发商的经费支持，先行开展拟开发海域的文物调查。这样既行使了国家主权，又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时又完成了南海水下文物的调查了解工作，一举三得，大有可为。三是积极配合国家开展的海洋科学调查，摸清南海水下文物遗存在的底数，为国家决策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