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 刚

从汉代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唐宋时期，往来于南海海域的中外贸易商船更加频繁，尽管其航线屡有变化，但海南岛已成为波斯和阿拉伯商船来往于广州、泉州、扬州等通商口岸的避风港和中转站。

汉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时期。《汉书·地理志》卷二八记载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航行路线。“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今海南岛）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奈；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1】。”

从海南岛的地理位置和上述史料记载可以看出，自徐闻、合浦为始发港向南的海上航线，而徐闻与海南岛北部的珠崖之间直线距离仅10余海里，加之此时受到航海造船技术的限制，船舶航行只能沿着海岸线紧靠大陆进行阶梯式的航行。如此一来，海南岛的珠崖和儋耳两地就成了这条蓝色航线的最近最方便避风或补给之地。

不过，虽然海南岛四面环海并有着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但在两汉时的天然良港并不多，不利于大型船舶停靠。同时汉代的海南岛尚属“荒蛮之地”，岛上“隔绝瘴海，水土气毒”【2】因此在这条海上航线上的独特优势尚未显现和发挥出来。

东汉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随着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与航运交通的发展，此时的船舶已有了远渡重洋的能力。东汉前期，从广东出发的船舶，经过海南岛向西航行，已开始在印度、斯里兰卡同埃及、罗马的商人有了直接贸易关系【3】，而此时的海南岛，中央王朝对其的统治始终是一种不太稳定的关系。从王莽新朝到东汉初期，中央政权对海南岛的统治范围仅限于岛东北和西北部分地区，与西汉时期相比还大为收缩。而生活在海岛腹地的土著居民又频繁地到海岸边进行骚扰和掠夺，这无疑会对沿海航行或停泊在此的商船造成较大的威胁，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海上丝绸之路船舶的停泊和正常航行。

除了海南岛西海岸是较为繁忙的海上航线外，随着地理知识的不断增长，古人的视野也随之扩大，开始知道在海南岛之南还有一大海洋。据史书记载，从东汉开始，南中国海已开始被称为“涨海”，并在东汉时杨孚所撰《异物志》和谢承的《后汉书》中有所反映，而“涨海”的发现人，极有可能是距南中国海最近即生活在海南岛上的居民【4】。

从东汉末三国到隋统一的300余年间，北方战乱不断，封建主各据一方，逐鹿中原，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国形成了南北分割的局面。此时，“陆上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经常由于战乱而中断，不得不主要依靠“海上丝绸之路”与海外诸国联系。特别是三国孙吴政权控制了东南沿海地区，出于战略原因和军事目的，特别重视海外贸易，客观上就为海上丝绸之路上贸易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到了东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上贸易的商船已初具规模。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始称大船为舶，并一直沿用至今。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必经之路和重要中继港口的海南岛，由于其地理和军事优势而显得更加重要，中央政权对海南的治理政策也开始有所调整。此前，由于其治理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两汉时中央王朝均采用的委派汉族官员直接治理和其残酷的暴力治理手段，因此曾不断遭到岛上黎族原住民的激烈反抗，造成南海“大州”政区建置变动不定。从南朝的梁朝开始，其治理政策发生了重大改变，开始由单纯流官统治转变为委任土官统治。梁大同间，任用“南越首领”高凉（治今广东阳江西）冼夫人治理儋耳【5】，实行土官制的结果，使海南地区局势日趋稳定。此后历代中央王朝都能够有效地统辖海南，正因为如此，冼夫人在海南岛和黎族发展史上占有很高地位。直到今日，冼夫人庙宇仍遍布海南岛各地，每年2月12日，海南各地都有纪念冼夫人出军的“闹军坡”习俗。另一方面，海南岛的稳定客观上又保证了海上丝绸之路上商船的停靠来补充给养和正常航行。

魏晋南北朝以来，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开始南移，中国南方地区逐渐形成了独立的经济体系。与此同时，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人们已普遍掌握了掉樯驶风的航行技术，为从大陆南端为起点开辟离岸跨岛的远洋航线提供了可能。尤其到了东晋南朝时期，新开辟的远洋航线不再沿海岸穿越琼州海峡顺着海南岛西岸“梯航”的老航线航行，而是从广州港出发，经海南岛以东和西沙群岛海域，直航东南亚各港口【6】。海南岛因而成为从广州港始发向南各航线的必经之地，海上丝绸之路由此更加影响着海南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方面。

隋代，海南范围的南海海域不仅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各国的重要海上通途，也是亚洲大陆通往西亚、欧洲必经的海上通道。海南岛地扼东西方海上交通要道，是中外商船往来东西方的重要中继港和避风港。据史料记载，在七世纪前后，经中国南海从事航运贸易的船只，除前往中国大陆以及少量来自罗马的商船外，更多的是来自印度和波斯的商船。其商船多是从波斯湾沿岸港口出发，经印度、锡兰（斯里兰卡）、马来半岛、苏门答剌和海南岛，到达广州、交州和扬州等港口。

唐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和鼎盛时期。为加强对海南岛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上咽喉地带的控制，唐朝廷又在隋朝基础上，对海南的行政建置做了较大的调整和加强。唐初，沿隋旧制，海南为三个州；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拆崖州之琼山为琼州，海南增至四州；从唐玄宗至肃宗时，海南又增至五州，并一度将州改为郡，从而建立起了一整套对海南进行有效控制的行政管理体系。唐中叶以后，这套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唐岭南节度使李复派遣将领孟京，领兵讨伐琼州不服从唐政权管辖的俚峒酋豪，在海南“建立城栅，屯集官军”【7】，使海南岛及周边的广大海域都纳入到唐朝军队的控制之下。这一举措，使得航行在南海海域的中外商船的安全得到了更加有效之保证。

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南国重镇---广州，在唐代初年一跃变为南方沿海的中心港口城市和国内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开元二年（714年），唐朝在广州设立市舶司，以加强对广州港的管理。海南岛做为自广州港出发驶往东南亚和阿拉伯航线的必经之地，其重要性愈加显现。据贞元年间（785—814年）贾耽所记的“广州通海夷道”，就详细记载了广州经由海南岛到阿拉伯各国的航线“广州东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今广东深圳南头），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岛岛石（今海南东北海域七州列岛）。又南二日至象石（今海南东南海域独珠石）。又西南三日行，至不劳山（今越南占婆岛），山在环王国（即占城国）东二百里海中。……小舟流，二日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士拉）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今伊拉克巴格达）”【8】。这条航线最后一直延伸到东非海岸，全长14000公里，途经9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考证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公元9世纪的一些阿拉伯地理学书籍也记录了从波斯湾到广州的航线，可与贾耽的描述相互印证。伊本•互·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也记载“从巴士拉出发，沿波斯海岸航行到东方的道路”【9】。来自波斯和阿拉伯的商船航行至占婆，然后至龙编（今越南河内），最后经北部湾抵达广州港，同样要经过海南岛西岸。

在浩瀚无际的南海航行中，一些古波斯人“因浮海遇风，惮于反复，乃请其主原留南方，以通往来，货主许焉”【10】。由于当时海洋气候恶劣，变化无常，“诸番舶虽东洋琉球等国，被风飘多至琼”【11】。也就是说，当这些“番舶”航行中突遇狂风袭击，船舶迷失方向飘至海南岛沿岸，幸存的船员将死难者埋葬在荒凉的海滩沙丘之后，自己也只能暂时栖寓海岸，整日遥望着大海，等待航行过来的外国船舶搭救以重返故里。久而久之，一些波斯人、阿拉伯商人和船员便定居在此，还有相当一部分则被海南当地豪强抢劫而沦为奴婢，形成了海南岛最早的回族先民。这些情况在唐宋的一些史料中有不少记载【12】。

1983年前后，在海南岛南端的三亚市与陵水县交界处，连续发现梅山塘、干教坡、番岭坡和土福湾等4处唐宋时期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伊斯兰教徒古墓群。这些穆斯林古墓群不仅数量多，而且非常集中，墓碑雕刻精良，说明是历史上定居在这里的穆斯林公共墓地。由此可见，海南岛的东南沿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经过地，也是当时外地穆斯林的主要聚居区，而且三亚、陵水等地历史上也曾是内联大陆，外通海域的重要门户。

仔细观察这些古墓群特殊的造型、丧俗、文字及墓碑，可以看出这些古墓的形制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侧身葬，头向西北，面向西（意为朝向伊斯兰圣地麦加），墓内均无葬具和随葬品，仅在墓穴前后各置一块珊瑚石碑，石碑的正面雕刻有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以及云、月、花朵、树枝等图案。其中的一块石碑碑文刻有“殉教者伊本赛爱德 宛葛斯之墓，死于12月”。据有关专家考证，墓主人应是唐永徽元年（651年）到广州传教的阿拉伯教士宛葛斯之子。这些伊斯兰墓群都面对大海，墓群的位置正处于海上丝绸之路主要航道的必经之地。

藤桥唐宋伊斯兰教徒古墓群位于三亚市海棠湾镇（原名藤桥镇），地理位置东经110°～111°，北纬17°～17°2′。墓葬地处沙丘地带，地势平坦开阔，古墓群绵延数里，珊瑚石古墓葬在绿荫下隐约可见。这一带前后共发现古墓葬45座，是一处迄今为止在我国南方地区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延续时间较长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墓地【13】。2006年5月，该墓群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考证，三亚藤桥唐宋伊斯兰教徒古墓群的发现，与我国史籍记载以及古代波斯、阿拉伯人称雄海上通道的年代大致吻合。

1978年，考古工作者对该墓群中的7座墓葬进行了试掘，初步确定了这些墓葬的形制和年代。已发掘的墓葬形制皆为土坑竖穴墓，长1.8～3米，宽0.8～1米，深1.7米，无葬具和随葬品。每座墓葬前后两端各竖珊瑚石墓碑一块。墓碑雕刻碑文和花鸟图案的一面朝外。墓碑冠有玉圭形、双峰形、山字形等，碑高36～37厘米，宽38～54厘米，厚10～13厘米。花纹图案有圆月形、卷云纹，或是花朵、树枝、双鸟朝阳、锯齿纹带等形态各异的图案。墓碑碑文雕刻阿拉伯文虽然大部分碑刻铭文风难以辨认，但通过翻译，不难窥见其内容。其中有一块墓碑上的译文是“除安拉以外，没有可崇拜的，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凡在大地上的，都要毁灭。唯有你的主的本体具有的尊严与大德将永远在”【14】。还有的译文是：“……伊斯兰（是）我们的宗教……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天堂……马达甲”。有的是：“这是……著名的哈桑……的坟墓，…… 斋月日”等等。更有一块墓碑特别引人注目，墓碑上的译文是：“殉教者伊本·赛爱德·宛葛斯巴巴，归真于12月”。有专家考证，该墓主是第一个到海南岛传教的穆斯林，即第一位到中国广州传教的阿拉伯传教士葛斯巴巴之子【15】。

对上述古墓群的葬式考证，其葬式与国内其它地方已发现的伊斯兰墓葬的葬式有着明显区别。如在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发现的伊斯兰墓群，墓室一般均用石板或砖砌筑，并用石板压顶。另外，墓前不用前后两块墓碑，而采用一碑双面雕刻，这种形制只是在伊斯兰教的发祥地阿拉伯半岛、阿曼南部海岸的佐德尔古城遗址中有出土。而在三亚、陵水伊斯兰教徒古墓群中采用的珊瑚石做墓碑，目前仅在东非一带的沿海港口遗址中有发现。这表明三亚伊斯兰教徒古墓群的形制和使用珊瑚石作墓碑的习俗，明显来源于东非和阿拉伯半岛。与其它各地伊斯兰教流传地区的穆斯林墓葬相比，带有明显的早期性【16】。

这种早期性除了墓葬形制外，还体现于墓碑的装饰上，首先如以枝条茂盛的“生命树”、卷云纹、弦纹、圆月形为主要纹饰，碑文书写粗犷，两端加花朵图案；其次，墓碑风化程度严重；再次是古阿拉伯人在碑铭中常用花朵图案作为间隔，这与三亚伊斯兰教古墓群的碑文为以花朵、锯齿纹带等图案作为间隔形制是一致的。经考证，这类风格的墓碑应属于唐宋时期。

另外，还有少数墓碑与上述带有早期性风格的墓碑相比，有着较大的区别。除墓碑风化程度较轻之外，纹饰中出现了用文字组成的“长生鸟”图案，装饰性强，花纹图案变小，并突出了碑文，书写的笔划也较为秀丽。这与广州、泉州等地区的一些元、明时期穆斯林碑文有相似之处，因此带有此特征的墓碑可认定为元、明时期的墓葬。因此，三亚伊斯兰教徒古墓群的墓主人从墓葬形制、葬俗考证，该墓群为唐、宋、元、明时期，明显带有东非、阿拉伯半岛及其它各国伊斯兰教流传的地区的墓葬特点。

该墓群是迄今为止在我国南方地区发现的年代较早、墓葬方式较原始、规模较大、延续时间较长的阿拉伯穆斯林古墓地，同时又是我国南方沿海“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古墓群突出表现了穆斯林活动的历史，在研究中外古代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地位。同时，对于研究这些海南岛穆斯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这群穆斯林墓葬的发现，为我国沿海地区宗教考古也增添了新的内容。尤其是对研究一千三百年来分布在海南的穆斯林后裔的文化历史以及民俗风情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更为重要的是，古墓群的发现，对于研究海南岛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1976～1983年，考古工作者还在三亚市梅山镇八人轿坡至陵水县干教坡绵延110公里的海滩上，先后发现了梅山古墓群、干教坡古墓群、番岭坡古墓群和土福湾古墓群等四处古代伊斯兰教徒古墓群。这些古墓的形制和葬俗都较为独特，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圹墓，侧身葬，头向西北，面向西（意为朝向伊斯兰圣地麦加）。墓内无葬具和随葬品，仅在墓穴前后各置一块珊瑚石碑，石碑的正面雕刻有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以及云、月、花朵、树枝等图案。

据史书记载，自宋至明占婆国（今越南南部）前后数批移民迁到海南。史书对此记载为“太宗雍熙三年（986年）占城人蒲罗遏率族百人，避国难，移往海南岛之儋州”【17】。另据清道光《崖州志》记载：“宋元间因乱，挈家泛舟而来，散泊海岸（大蛋港、酸梅铺海岸），谓之番邦、番浦，后聚所三亚里番村”。从地形上看，这一带是河流入海口，海产丰富，土地肥沃，是理想的居住地。可以推测，古代穆斯林由于历史、地理原因，不断在这条海岸线上迁徒，这些墓葬就是他们留下的遗迹。在番岭坡上，至今地面上仍散布有大量宋元时期的陶片、网坠等遗物，在附近的村落也曾发现过大小不等的伊斯兰珊瑚石碑。现在番园村边上的番园田里，还保留有一口“番人井”，据传说为古波斯人所开凿。

史书记载，唐代的岭南，在阿拉伯商人聚居之处都设有“蕃坊”，蕃坊内建有清真寺。番坊(海南史籍上又称“番浦”、“番民所”)是唐宋时大食、波斯等国侨商在中国的聚居地，其中不少番坊以穆斯林为主。在海南岛北部的海口，元时就有“番营”的记载，直到清代，海口的“礼拜寺在土城北街巷内，宣德初，军海兰答建，废”。至今在海南岛各地，仍保留有许多与穆斯林有关的名称，如“番坊园”、“番园村”、“番塘”、“番人田”、 “番坊里”、“番坊”、“番村”等，尽管今天海南岛的不少地方已无穆斯林居住，但人们仍习惯这样称呼，足以可见历史上穆斯林对海南岛沿海地名的影响。

时至今日在三亚市凤凰镇，仍保留有回辉、回新两个回族村，村里建有清真寺6座、清真女寺3座，平均不到1000人就有一座清真寺。这里的回族与我国国内其他地区的回族在语言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不以汉语为本民族语言，而是拥有自己特殊的语言——回辉话，这种语言不同于国内任何一种民族语言、方言和土语。

宋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阶段，海南岛依然是这条海上航线的重要中继港和避风港，随着海上中外船舶的频繁航行及中外商贾贸易额的不断扩大，对海南岛的社会经济和商品观念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1984年和2000年，在琼山永兴和府城发现的二座宋代砖室墓，出土的随葬品中各有一块“买地砖券”，分别记载了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和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的两桩土地买卖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时期海南岛商品经济的发展状况【18】。同时，宋代以前，海南缺乏大型船泊停靠的天然良港，为了尽快适应海外贸易的顺利开展，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知琼州王光祖在海南岛政治经济及交通中心的琼州（今海口）开辟了白沙津港【19】，极大方便了往来于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外船舶的停靠并进行贸易活动。

反映海南岛海外贸易发展的另一大特征是海南琼州市泊分司的设立。由于宋王朝经济重心的南移，市泊收入已逐渐成为朝廷国库的重要财源之一。据记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以前，琼州的商税额只有4285贯，而熙宁十年一年全岛的商税收入就达到19597贯【20】。这个商税额，除船泊税外，其余是征收海南香料、槟榔、小马、翠羽、黄腊、苏木和贝吉的特产税。在对外贸易上，尽管宋朝廷尚未在海南设立市舶司，禁止与外国通商，然海南的地方官吏则为利益所驱，对中外商人通商采取默许、纵容乃至鼓励的态度，外商贸易遂遍及全岛。这时海南岛的主要门户如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等地都有了市舶活动。到了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朝廷批准在琼州设置市舶分司，隶属于广南东路（广州）市舶司【21】。

宋代较唐时期，无论在航海技术和造船工艺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撰写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认为：12世纪末，中国人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22】。与此同时，海上航线进一步扩大，与中国交往的国家进一步增多。具体表现在一方面是航行在海上的船舶离开中国大陆时不再紧靠海岸航行，而是将以前曲折迂回的航线改为更为便捷的直达航线；另一方面是海上丝绸之路向更远处延伸，一直延伸到非洲东海岸和地中海，与中国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已达五十余个【23】。海南岛区域的南海（涨海）周边的“南番诸国”已成为与中国交往最密切的国家。

注释：

【1】《汉书·地理志》卷二八下。

【2】《三国志 吴书 薛综传》卷五三。

【3】转引自《璧琉璃和印度宝石贸易》沈福伟 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 4期。

【4】丘刚《海南古遗址》海南/南方出版社2008年版。

【5】清康熙《琼州府志 诸黎村峒》卷八。

【6】黄启臣《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年5月版。

【7】清道光《广东通志 宦绩录四》卷二三四。

【8】《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下）。

【9】伊本• 互、胡尔达兹比赫著、宋岘译注《道里邦国志》，中华书局1991年版。

【10】清雍正《广东通志》卷五十七。

【1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二。

【12】《太平广记》、《唐大和东征传》。

【13】王克荣 《海南岛的主要考古发现及其重要价值》《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博物馆馆刊》1987年创刊号。

【14】《古兰经》55：26—27。

【15】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海南省的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 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 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6】同【13】。

【17】《宋史》第四百八十九卷。

【18】郝思德、王大新《海南省近五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述》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19】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24 “神应港”。祝穆《方舆纪胜》卷43“琼州”。

【20】明正德《琼台志》。

【21】海口海关编《海口海关志》1992年内部印行。

【2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23】张炜 方堃主编 《中国海疆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