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博物馆 王翠娥

近年来，在海南岛南部三亚市和陵水县濒临沙滩地带发现了6处古代穆斯林墓葬群，从其墓葬形制和使用珊瑚作墓碑的习惯来看，具有伊斯兰教的典型特征。从这些遗留下的遗迹上看，可以证实很早以前海南就有穆斯林的存在，他们最迟在唐宋时期已生活定居在海南岛上，他们的到来，与伊斯兰教传入海南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及中外海上文化的交流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海南穆斯林古墓葬主要以群墓形式分布着，包括藤桥番岭坡墓群、梅山八人轿坡墓群、羊栏回新村墓群、福湾墓群、干教坡墓群、崖城大蛋墓群6处。

（图1穆斯林墓群）
 

藤桥番岭坡墓群   位于三亚藤桥镇东溪村1公里番岭坡海滩上，范围东西长200米，南北宽80米。已发现百余座墓，有墓碑的60座。1978年发掘7座，均为竖穴土坑，长1.8-2米，宽0.8-1米，深1.2米，没有葬具和随葬品。死者侧身屈肢，头在西北，面朝西，墓穴两端各竖一珊瑚石碑。碑略呈方形，高36-60、宽35-58厘米，碑首呈圭形、山字形、双峰形，刻圆月、卷云、花卉、生命树等图案。用阿拉伯文刻《古兰经》、墓主姓名、死亡日期等。

梅山八人轿墓群 位于三亚梅山镇梅东村南约500米的八人轿坡海滩上，范围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500米。原有墓百余座，现已被破坏，仅存墓碑一通，面向西北，高36、宽35厘米。上刻明月、神鸟和阿拉伯文，汉译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羊栏回新村墓群 位于三亚羊栏镇回新村西南200米处海边沙丘地带。面积1650平方米。已发现35座墓，皆为竖穴土坑，长1.8-2米，宽0.8-1米，深1.2米，没有葬具和随葬品。死者侧身屈肢，头在西北，面朝西，墓穴两端各竖一珊瑚石碑，碑略呈方形，高47-55、宽43-51厘米，碑首呈圭形、双峰形、山字形。用阿拉伯文刻《古兰经》、墓主姓名、死亡日期等。

    福湾伊斯兰教徒墓群 位于陵水英州镇福湾村东约300米处的石井路海滩上，范围东西长200米，南北宽40-60米，发现唐～元时期伊斯兰教徒墓葬53座，已发掘(清理)了13座。均为竖穴土坑墓，长1.8-2米，宽0.8-1米，深1.2米。无葬具和随葬品。死者侧身屈肢，头向西北，面朝西。每座墓穴两端均立珊瑚石墓碑1通，上用阿拉伯文刻《古兰经》、死者姓名、死亡日期，并刻有月亮、花卉等。

    干教坡墓群 位于陵水英州镇福湾村西1公里的干教坡海滩上，范围东西长200米，南北宽40-50米，已发掘4座墓。皆为竖穴土坑墓，长1.8-2、宽0.8-1、深1.2米。无葬具和随葬品。死者侧身屈肢，头在西北，面朝西。每座墓穴两端各竖一珊瑚石碑，上用阿拉伯文刻《古兰经》、死者姓名、死亡日期，并刻有月亮、花卉等。

崖城大蛋墓群 位于三亚崖城大蛋港东1公里的海滩上，当地人称“番坟堆”。

根据多方实地的调查资料及专家的研究成果，海南尚存的穆斯林墓葬主要有以下特点：1．墓葬分布集中，未见单一的形式分布，每个墓群中的墓葬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一般墓葬的方向是东西向，而且墓群都集中在沿海较为平缓的沙滩上。在发掘过的墓葬里，墓葬的形制均为竖穴土坑，墓穴的四壁没有壁板，上方也没有盖板，死者侧身屈肢，头在西北，面朝西，表示面向伊斯兰圣地麦加，未发现有葬具和随葬品。2.墓碑是就地取材采用盛产的珊瑚石制成，采用单面雕刻法，雕刻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内容为死者姓名和死亡日期或《古兰经》经文。墓碑上的装饰图案有星状、植物、月亮、神鸟等，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碑首呈圭形、双峰形、山字形等。

（图2珊瑚石碑）

二

根据《汉书》、《后汉书》的记载，最初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为番禺－徐闻－合浦。由于航海技术局限，当时的商船无法驶入深海，只能沿着海岸航行，稍有风浪便要靠岸停泊，海南岛无疑是一个重要避风港。海南岛地处我国南海之中，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东亚、中亚和大洋洲以至东南亚之间的航运要冲，汉代以来就成为我国海外交通门户。唐以来，西域波斯和阿拉伯商船，每年都来往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海航贸易，运来西域和南海的货物，海南岛则成为波斯和阿拉伯商船来往的必经之地，商船在对南中国进行海外贸易往返过程中，或遭台风避难滞留，或遇海盗劫掠上岸。据李肪等的《太平广记》第286卷载：“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金，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漂舶溺者至，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船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诅，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 陈武振采用所谓“得牟法”，一种佛教密咒而致富，实际上就是拦路劫夺飘流蕃舶，才拥有大批财富的。又如真人元开（日本）著的《唐大和上东征传》对唐天宝年间（742～755年）万安州（今万宁市）大海盗冯若芳的记载：“冯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书中所说的乳头香苏芳木等海外舶来品，都是冯若芳袭击波斯船只掠夺而来，他就是依靠对波斯的贸易船只进行海盗行为而致富的，还有许多被劫掠为奴而落居海南的穆斯林。穆斯林落居海南，还缘自宋元时期异族压迫和躲避战乱。据《宋史》卷489记载：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与海南岛仅一水之隔的占城人因不堪交趾（越南）压迫，由蒲罗遏率百余族人来儋州请求内附。又有史料记载：“凡有交趾侵犯、欺掠，占城亦多向宋朝求援。因交趾所阻，占城谴使多由海道入境。”【1】据《方舆记》载：至元（1264—1294年）初，元军南征攻打占城，“纳蕃人降，并其父母妻子发海口浦（今海口境内）安置，立营籍为南番兵……其在崖（今三亚市）、万（万宁市），者皆元初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方番浦。”文中的“番”指的是占城的穆斯林。占城位于中南半岛东岸，地处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枢纽，有“中国商舟泛海往来外藩者，皆聚于此，以积薪水，为南方第一码头”【2】之称，同时它也是阿拉伯对华海上交通的中继站，阿拉伯商船东来，往往在此停留，然后前往中国。因此，早在7世纪中叶就有阿拉伯人移居占城，伊斯兰教遂沿着阿拉伯人的足迹开始传入占城。今三亚市凤凰镇的部分回族先民，是于宋元间由占城，“因乱挈家泛舟而来，……后聚居所三亚里番村。”【3】这些占城的穆斯林一般是躲避战乱举家驾船渡海来到海南岛定居的。

    由此可见，海南岛南端沿海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地之一，是当时外地穆斯林的主要聚居区。

三

公元7—9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兴起了一大批国际贸易中心，阿拉伯帝国的巴格达、巴士拉、西拉夫、苏哈尔诸港，南亚的狮子国，东南亚的诃陵、室利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唐帝国的交州、广州、福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扬州，都是商业繁荣的国际贸易中心。当时广州是唐代惟一设置市舶使的港口，也是世界著名的海港。于邵《送刘协律序》记载：“南海，有国之重镇，北方之东西，中土之士庶，舟宗连毂击，合会于其间者，日千百焉。”【4】宋元时期，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以及南海诸国商客进出或居留广州。而泉州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早在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就被誉为“东方的第一大港”，海外交通非常繁荣，世界各国的商人、学者、传教士纷至沓来。这些沿海港口的经济发展，不仅与海上丝绸之路联系起来，而且也促进了地区经济的繁荣。由于地理和环境的因素，广州、泉州、扬州等作为中国的沿海通商口岸城市，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自然也居留了部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由此开始了古代穆斯林的居住史。

历史上定居穆斯林的公共墓地中，海南穆斯林墓葬形制较为独特，与广州、泉州、扬州等地发现的穆斯林墓葬形制截然不同，广州、泉州、扬州等地的穆斯林墓葬是墓穴四壁砌筑壁板，上罩盖板，盖板上放置多层塔式石墓盖，有的在一端竖立一方墓碑，没有双墓碑。在制作墓碑的材料上也各有区别：广州墓碑用花岗岩和油页岩，泉州墓碑多用辉绿岩和花岗岩，扬州的墓碑多用油页岩，只有海南穆斯林的墓碑用珊瑚石。在阿曼南部海岸佐法尔古城遗址，发现过类似海南穆斯林形制的墓葬，东非一带的沿海港口遗址中也发现用珊瑚石做为墓碑的习俗，这些足以证明海南的古代穆斯林直接来源于东非和阿拉伯半岛，与其他各地的伊斯兰教流传地区墓葬相比，海南穆斯林墓葬带有明显的早期性。

海南古代穆斯林墓群的发现，表明了海南岛已为当时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寄泊、定居及活动场所。它为研究中外经贸活动、文化交流以及海南伊斯兰教的传播、南方沿海地区回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穆斯林墓群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提供了佐证，具有重大科学价值。

注释：

 【1】转引翦伯赞《中外历史年表》。

 【2】（越）黎崱著 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边境服役》卷一，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华书局出版2000年版。

 【3】清·张嶲等纂修，郭沫若点校：《崖州志·黎防志一·黎情》卷13，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清）董誥等编：《全唐文》卷427，中华书局1983年版。

参考文献

[1]海南省博物馆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海南分册》，未出版。

[2]王献军著：《海南回族的历史与文化》，海南出版社/南海出版社2008年版。

[3]李庆新著：《海上丝绸之路》，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版。

[4]王育龙等著：《海南古代墓葬》，海南出版社/南海出版社2008年版。